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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但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而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并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后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后,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后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而亞洲的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并迅速崛起。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范。

政治形勢

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俄、奧、意、日等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后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 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范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一、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于受到種種限制,并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并不能救中國。

二、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后,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三、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則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另一個維新派重要人物嚴復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當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開展之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頑固派(包括洋務派),圍繞著三個“要不要”,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開始了一場大論戰。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主詞條:馬關條約、公車上書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但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而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

公車上書失敗后,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制造輿論,培養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

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后改名《中外紀聞》)鼓吹變法,并組織強學會。

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制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

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唐才常與譚嗣同在瀏陽興辦算學館,提倡新學,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編輯《湘學報》。次年又創辦《湘報》,宣傳變法維新。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8年,與譚嗣同創辦南學會、群萌學會。

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見《膠州灣事件》)。在嚴重民族危機的激發下,維新變法運動迅速高漲。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后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面籌劃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帝先后發布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

變法開始后,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變法運動的開展。 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李蓮英跪請太后“垂簾聽政”;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

1898年7月30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

1898年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游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并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挾制。”

1898年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岫、徐會灃、溥、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系,遂向太后哭訴。

1898年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并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1898年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1898年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后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帝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1898年9月18日,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后譚嗣同于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并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后(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臺。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游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慈禧回宮。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為攜仆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后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慈禧太后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后。康有為離開北京。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然后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剛毅奉太后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1898年9月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

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游歷,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主要措施為: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 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并在各省設分局、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頒發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 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倡辦實業,促進生產、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將城鄉許多祠堂、廟宇改為學堂,破除迷信。

(一)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首長)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

(二)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

(三)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秘書),參與新政。

(四)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制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圣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力量過于弱小,即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頑固派掌握實權,實力強大。

其一,守舊派勢力強大,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光緒皇帝手中,而為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維新派只有少數幾個人,沒有實權。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專講西學”,但是,當她感到變法觸及到她自己的權力和清廷王公貴族的利益時,就動手遏制、鎮壓。

其二,維新派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指責西漢的古文經書全系劉歆偽造,《孔子改制考》將孔子打扮為“改制立法”的祖師爺。兩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不用說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此外,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也增加了社會阻力。

其三,維新派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只寄希望于沒有實權的皇帝和極少數的官僚,甚至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其四,維新派及光緒皇帝在實施變法上的某些冒進措施。變法一開始,光緒皇帝就因不滿自己的老師、軍機重臣翁同的持重、頂撞,將其開缺回籍。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涉及閑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書被阻而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也操之過急,并且失之過重。

其五,變法手段單一:采取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后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后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一、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丑條約》后,慈禧太后下令實行新政,其內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咨政院、咨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出了當年維新變法的內容。

二、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戊戌維新失敗后,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此條更準確的說應為戊戌政變的影響,而不是戊戌變法本身的影響。)

一、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1)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人們普遍認為,不變沒有出路,變是古今通理,中國還應該大變、全變。

(2)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維新派只敢講“民權”,承認人民有參與管理政治的權利,但是不敢講“民主”,不肯承認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戊戌維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發展起來了。

(3)激起了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戊戌維新失敗后,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

二、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

戊戌變法后,新式文化事業勃興,國內出現辦學熱,創辦新式報刊熱,出版新書熱。戊戌時期,維新派為了對人民進行“啟蒙”,曾提倡白話文和“小說界革命”。維新運動失敗后,白話報刊更多出現,白話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說界革命”外,維新派繼續倡導“詩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學革命”。

中國歷史學家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維新運動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雙重性質,但變法主張的公開提出,起了主要是積極的政治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蕭功秦:戊戌人士激進變法的失敗,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劇了社會內部的政治兩極化過程。一方面,這這場變法引起了以滿清權貴保守派的政治反動。他們以情緒化的方式,更為頑固地堅持“祖法不可變”的立場。一批更為昏庸、眼界更狹隘的“原教旨”保守派進入了權力中樞,并進而強化了朝野本來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義勢力。他們注定成為清王朝殘存的權威合法性資源的巨大消耗者。另一方面,戊戌變法的失敗,使相當一批現代化知識精英,由于對體制內的變革失望,而開始走向體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滿”從此成為日益強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當中國變革的主導者的可能性,將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挑戰。這種兩極化過程使中國未來的命運,將由此充滿了更多的變數。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喜所:戊戌變法失敗的基本緣由不在康梁維新派的變法內容和詳細戰略上,而在于當時沒有呈現一個使變法勝利的整體的社會環境以及與此相聯絡的強大的促進變革的政治和經濟力氣。

英國政治家羅伯特赫德: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顧問康有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經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

變法破壞原改革進程

香港大學博士區仲桃認為,早在康有為跟光緒策劃百日維新前,慈禧與光緒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為的出現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康有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個人的考慮,而且手法激進。其中譚嗣同更認為所有變革要流血才會成功。康有為跟日本關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劃中日甲午戰爭的主要人物)當光緒顧問。更甚的是,康有為等策動暗殺慈禧,事情敗露,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譚嗣同拒絕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來明志。慈禧對于光緒要殺害自己十分震驚,但在她有生之年對這件事情絕口不提。康有為在國外,竭力把慈禧、光緒描繪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樣。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雷家圣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于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后,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認為,這是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等國家大權,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雷家圣亦指出“合邦”為外國的陰謀,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即曾與日本人聯系,要與日本人聯合召開“兩國合邦大會議”。戊戌變法開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合邦”,藉以對抗俄國,他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康有為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等人對國際常識不足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

戊戌政變之后,許多官吏紛紛上書彈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給事中高燮曾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言:“從前朝鮮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證也。”福建道監察御史黃桂上奏:“大約康有為等,內則巧奪政權,外則私通敵國,其主持變法之說,皆欺人語也。”民間學者王先謙也批評康有為:“借兵外臣,倚重鄰敵,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張邦昌而有之,誠亂臣賊子之尤也。”當時的官僚與士大夫,已經將康有為等人的陰謀與朝鮮的乙未事變作比較,并發現了其中的相似之處:

日本派軍包圍朝鮮皇宮,并由殺手進入皇宮殺害閔妃,與譚嗣同游說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然后由“好漢、好將”進入頤和園“去此老朽(慈禧)”的過程如出一轍;

1896年,朝鮮國王逃到俄國公使館尋求保護,以圖擺脫日本的壓迫,然而到了1904年,隨著日俄戰爭爆發,日軍再度大舉進入韓國,逼迫韓國簽訂韓日議定書;同年再逼迫韓國簽訂第一次韓日協約,韓國之財政、外交皆須聽從日本顧問的意見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之后以樞密院院長伊藤博文為特派大使,逼迫韓國簽訂第二次韓日協約(乙巳條約),日本得在韓國設置統監,統理指揮今后韓國對外國的關系以及事務。而首任統監,即是伊藤博文。日本利用顧問、統監掌控韓國的政治外交,這與戊戌變法時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1907年朝鮮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在荷蘭海牙舉行之際,派遣屬下秘密潛赴海牙,向和平會議主席及各國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書,并要求參加會議,但會議議長以韓國已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沒有外交權為由,予以拒絕。海牙密使的消息傳回韓國,統監伊藤博文譴責韓國政府:“漠視協約精神,敵視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韓國宣戰。”最后李熙宣布讓位,由太子純宗即位由此可見,可見“借才”一旦付諸實施就沒有回頭的機會。1909年,日本開始積極推動“合邦”的計劃,在日本人的壓力之下,韓國終于在1910年被迫簽下了合并條約,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孔祥吉也認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鏡,原來是一個赤裸裸的并吞中國的陰謀,……這一合邦計劃幸好沒有實行,倘若付諸實施,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無疑會成為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屬國和殖民地。”戊戌政變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為,將宋伯魯革職拿問,后又處死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沒有提到他們有賣國通敵之罪。雷家圣指出由于當時英、日正在中國東北與渤海進行軍事活動,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計劃,無異與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維新派圖謀出賣國土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于俄羅斯,盡賣西藏于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于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并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然而康、譚其實并不懂國家之間買賣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為進呈給光緒帝的著作之一《日本變政考》里,康有為舉了庫頁島(日本人稱樺太島)劃俄和阿拉斯加售美兩個例子,來證明其賣疆土搞變法的理念是正確的。然而日俄《樺太千島交換條約》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賣地”,而是日俄兩國的一次邊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賣錢來處理內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為所說,賣了“金錢數萬萬(億)”(實際上僅賣了720萬美元),更沒有拿來“筑鐵路、興學校、購鐵艦、增海軍”。批評者指出,康有為在進呈給光緒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實,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誘光緒贊同賣疆土搞變法考慮到康氏畢生為學,如梁啟超所言,常好博求異,為證成己論,不惜抹煞事實,曲解證據,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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