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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晚清歷史人物)

張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達,號香濤,時為總督,稱“帥”,故時人皆呼之為“張香帥”。 晚清名臣、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隸南皮,出生于貴州興義府。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多次署理,從未實授)、軍機大臣等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

張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領,后成為洋務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創辦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三江師范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湖北武昌蒙養院、湖北工藝學堂、慈恩學堂(南皮縣第一中學)、廣雅書院等。 政治上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工業上創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湖北槍炮廠等。八國聯軍入侵時,大沽炮臺失守,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并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軍起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謚文襄。有《張文襄公全集》。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并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道光十七年(1837年)9月,張之洞出生于興義府官舍,是張的第四個兒子。張之洞幼年稟賦聰慧。五歲入家塾,張之洞從小讀書用功,才思敏捷,受過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從好幾位老師就學,其中丁誦先、韓超兩位老師給他的影響較大。丁誦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進士,翰林院侍讀。韓超累官至貴州巡撫。13歲以前,已學完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兼習史學、小學(文字學)、文學及經濟之學,又自學了《孫子兵法》、《六韜》等多篇兵學名著,打下日后從政和治學的初步基礎,并在12歲那年刊刻了名為《天香閣十二齡草》的詩文集。少年張之洞有夜讀靜思的習慣,“嘗篝燈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憶說:“后服官治文書往往達旦,乃幼時好夜坐讀書故。”這種夜間工作的習慣,曾被人指為“興居無節”,影響了會見僚屬 。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滿14歲的張之洞回原籍南皮應縣試,得中第一名秀才,進入縣學。兩年后,又以順天府鄉試第一名中舉,取得參加會試得中進士的資格。以當時張之洞的學養實力,他應當能夠一氣呵成,早日金榜題名,進士及第,但他直到27歲那年才得中進士。這十一年中,他前幾年的時間耗在幫父親辦理軍務,應付貴州苗民起義,以及結婚生子,為父親治喪守制,自然無暇無心于應試。到23歲那年將應會試,因族兄張之萬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應恩科會試,因為同樣的原因,又沒有考成。

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償,得中第三名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銜編修,正式步入仕途,成為官僚階層中的一員。 同治三年(1864年)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

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擔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鄉試副考官、四川學政職務。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整頓學風,建立經心書院,提拔獎勵有真才實學的人,頗得眾望。他任四川學政時,與四川總督吳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延請名儒,分科講授,仿照阮元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的例規,手訂條教,并撰寫《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么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

主詞條:晚清清流派

光緒二年(1876年),張之洞任文淵閣校理。光緒五年(1879年),張之洞補國子監司業,補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同年,清廷因俄國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顏崇厚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崇厚昏庸無知,與俄國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名義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處于俄國包圍的危險境地。消息傳來,輿論大嘩。群臣上疏,張之洞上《熟權俄約利害折》、《籌議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約有十不可許,堅持必改此議,宜修武備,緩立約,并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后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咨詢。他同張佩綸、陳寶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積極建議。當時,張之洞、寶廷、張佩綸、黃體芳稱翰林四諫,號為清流派。他們擁戴軍機大臣、大學士李鴻藻為領袖,而實際上張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領。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的政治聲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賞識。 光緒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讀,歷遷左春坊左庶子、日講起居注官。次年擢內閣學士。又任山西巡撫。

光緒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間,張之洞任山西巡撫。當時,山西吏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鴉片流毒嚴重。張之洞給友人書云:“山西官場亂極,見聞陋極,文案武案兩等人才乏極,吏事民事兵事應急辦之事多極。竟非清凈無為之地也。”“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景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國矣,如何如何。 ”張之洞注意整頓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縱害民的縣官,獎勵好的官吏,嚴禁鴉片,臚舉人才,編練軍隊,清查倉庫。山西的鐵運銷奉天、上海等地,陸運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運降低運費,又在產地籌辦冶煉局。他創辦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詁經精舍、學海堂的例規,聘請王軒為主講,楊深秀為襄校兼監院。楊深秀后來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主詞條:中法戰爭、鎮南關大捷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傳教,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并舉辦儀器、車床、縫紉機、單車的展覽和操作表演。張之洞會見了李提摩太,讀了他的書,受其影響,擬籌建洋務局,未及實現。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在越南猖獗,邊疆告急。張之洞上疏建議戰守,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四月,清廷召張之洞、封勇晉京。張之洞上陳抗法之事,多所謀劃。

張之洞到達廣州后,便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六月,法國侵略軍占中國臺灣基隆,張之洞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他認為:“援臺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局。又言牽敵以戰越為上策,圖越以用劉為實濟。 ”清廷采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于廣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唐、徐被撤職查辦,張之洞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

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軍侵占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友誼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臺。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前線將士聞訊,“皆扼腕憤痛”。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主詞條:洋務運動、湖北織布局

光緒十二年(1886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廣東原有端溪書院,在肇慶,他聘請梁鼎芬主持端溪書院,后來梁鼎芬率師生來到廣雅書院。張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廣雅書院主講。當時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主和而獲罪,朱一新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降職。張之洞抵住非議,繼續延聘他們。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筑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征兵、轉餉次之。他提出蘆漢鐵路是“干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 。朝廷準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八月,調署湖廣總督,并多次署理兩江總督。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在張之洞本人的具體策劃和親自指導下,湖北地區先后成立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武備學堂、農務學堂(今華中農業大學前身)。武漢科技大學的前身湖北工藝學堂也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在張之洞的策劃和指導下誕生的。不僅是湖北地區,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在南京創立三江師范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 同年冬,張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籌建漢陽鐵廠。張之洞辦企業,也曾鬧過一些笑話。他電駐英公使薛福成購煉鋼廠機爐,英國梯賽特工廠廠主回答說:“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后知煤鐵之質地如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以何樣之爐,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張之洞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后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英國廠主只得從命。結果,機爐設在漢陽,鐵用大冶的,煤用馬鞍山的。馬鞍山的煤,灰礦并重,不能煉焦,不得已只好從德國購焦炭數千噸。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資560萬兩,還沒有煉成鋼。后改用江西萍鄉的煤,制成的鋼太脆易裂。張之洞才知道他所購的機爐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鋼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萬元,將原來的機爐改用堿性配置的機爐,才制出優質的馬丁鋼。

漢陽鐵廠是一個鋼鐵聯合企業,光緒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煉鋼廠、煉鐵廠、鑄鐵廠大小工廠10個、煉爐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鋼鐵工業,而且在亞洲也是首創的最大的鋼鐵廠,日本的鋼廠建設還比這晚幾年。

張之洞還辦了湖北織布局。光緒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開車,紗錠3萬枚,布機1000張,工人2000。織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卻將織布局的盈利去彌補鐵廠、槍炮廠的虧損,使織布局一直處在高利貸的壓迫下,無從發展。張之洞看到棉紗銷路很廣,便決定開設兩個紗廠。他致電駐英國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訂購機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廠,紗錠5萬多枚,為湖北紡紗局。南廠一直沒有建成,機器停放在上海碼頭任憑風吹雨打,后來張謇領去辦了南通大生紗廠。湖北紡紗局、織布局、繅絲局、制麻局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轉租給廣東資本家組織的應昌公司承辦。

張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緒二十年(1894年)調署兩江總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視湖北、江蘇的教育,創辦和整頓了許多書院和學堂。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他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他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他也注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國人擔任,采用西法操練。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光緒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張之洞曾奏請派馬隊“馳赴天津,聽候調遣”,并想以“外洋為助”。他鑒于“倭勢日強,必將深入”,建議“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電李鴻章,提出“購兵船、借洋款、結強援”三項主張。10月底,日軍強渡鴨綠江后,遼沈危急,張之洞再提出“購快船、購軍火、借洋款、結強援、明賞罰”五事。11月2日,調署兩江總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鴻章電中指出“無論或戰或和,總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軍圍困旅順,張之洞先后致電李鴻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順,均無效。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軍進犯山東半島,張之洞給山東巡撫李秉衡發急電,建議李“責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開壕塹,于要路多埋火藥,作地雷”,以阻止日軍進犯。并表示擬撥槍支彈藥支援山東守軍。在丁汝昌自殺殉國后,他曾建議將駐扎臺灣的劉永福調來山東抗日,保衛煙臺。當張之洞得悉清廷有割臺海于日之說,于2月28日致電朝廷,瀝陳利害,極力反對割臺。并提出保臺的“權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國借巨款,“以臺灣作保”,英必以軍艦保衛臺灣;二、除借巨款外,“許英在臺灣開礦一、二十年”,對英有大益,必肯保臺。3月29日,張之洞致電唐景崧,一方面鼓勵御倭;一方面建議起用百戰之將劉永福,同時致電劉永福,建議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濟,建立奇功”。

《馬關條約》簽訂后,張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廢約辦法“惟有乞援強國一策”。5月20日,清廷諭令唐景崧“著即開缺,來京陛見。其臺省大小文武各員,并著唐景崧令陸續內渡”。張之洞認為“此時為臺之計,只有憑臺民為戰守,早遣無用客勇,以免耗餉,禁運銀錢內渡,以充軍實”。24日,張之洞從唐景崧來電中得悉“日內臺民即立為民主國”之事,27日上奏,認為臺灣“現自改為民主之國,以后籌械等事,自未便再為接濟,以免枝節”。6月3日,日軍攻陷基隆港。5日,張之洞仍致電唐景崧,希望他激勵士勇民眾堅守臺北府,并鼓勵唐“自率大支親兵,獲餉械,擇便利駐扎,或戰、或攻、或守,相機因應,務取活便,方能得勢。”可是唐景崧辜負了臺灣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廈門。最后只剩劉永福在臺灣領導軍民堅持抵抗日本侵略軍。但是“餉械奇絀”,多次向張之洞求援,張之洞雖有餉械,卻不敢接濟,10月19日,劉永福戰敗,退歸廈門。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雖然也籌餉籌軍械,但他練的軍隊沒有發揮什么實際作用。朝廷旨調4艘兵艦,他致李鴻章電說:“旨調南洋兵輪四艘,查此四輪既系木殼,且管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糜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甲午戰爭失敗后,張之洞上《吁請修備儲才折》,希望朝廷總結失敗教訓,變法圖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討論國家振作,主張反抗侵略,又辦洋務企業,因此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對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張之洞表示贊助和同情,捐5000兩以充會費。帝師翁同也加入了強學會,當時有“內有常熟(翁同),外有南皮(張之洞)”之稱,翁、張成了強學會的兩大支柱。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1月,康有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謁張之洞,受到張之洞的熱情歡迎和接待。康有為準備在上海設強學會,推張之洞為會長,并代張之洞起草《上海強學會序》。張之洞當時答應了。后來上海強學會成立時,請他列名,張復電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 ”他以會外贊助人的身份,捐款500兩,撥公款1000兩,表示贊同。上海強學會成員中有汪康年、封勇、黃體芳、屠仁守、黃紹箕,都和張之洞關系相當密切。但是,后來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動,逼令光緒帝封閉了北京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便借口康有為談今文經學、主張孔子改制說和他平素的學術主旨不合,停止捐款。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年),維新派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梁啟超主筆,汪康年為經理。張之洞以總督的名義,要湖北全省各州縣購閱《時務報》,捐款千元,給予報紙以經濟上的支持。后來,《時務報》發表了關于中國應爭取民權的文章,使張之洞大不高興。他授意屠仁守寫了《辨辟韓書》,批判嚴復的《辟韓》一文,在《時務報》上發表。

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后,湖南掀起了維新運動。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得到張之洞贊同。在張之洞的影響下,陳寶箴也命令全省各州縣書院的學子閱讀《時務報》。湖南成立南學會,創辦《湘學報》、《湘報》,張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銷《湘學報》于湖北各州縣。自第十冊起,《湘學報》刊載了關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權思想的文章,這使張之洞大為不滿。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張之洞電陳寶箴說《湘學報》議論悖謬,飭局停發。他還告誡陳寶箴說,這件事“關系學術人心,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救正”。 對湖南維新運動施加壓力。

是年三月,張之洞刊行《勸學篇》。翰林院編修黃紹箕以《勸學篇》進呈。光緒帝發布上諭稱是書:“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勸學篇》的出版,受到守舊派的贊揚,遭到維新派的嚴厲駁斥。頑固派蘇輿所編《翼教叢編》,收入了《勸學篇》中的幾篇文章,并贊嘆說:“疆臣佼佼厥南皮,勸學數篇挽瀾作柱。 ”章太炎則毫不客氣地批評《勸學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語”, 宣揚封建的忠君思想。維新派梁啟超評論此書道:“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于海內,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 ”在戊戌變法運動中,張之洞和維新派有較多的聯系。他自己也是相當活躍的人物。張之洞曾讓陳寶箴推薦楊銳和劉光第。楊銳是張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與張之洞保持密切聯系。后來楊銳、劉光第以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與要政。同月,張之洞奉調晉京,因湖北沙市發生焚燒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前夕,陳寶箴曾奏請光緒帝速調張之洞入京“贊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歷到北京,曾對總署說:“變法不從遠大始,內亂外患將至,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 。”不久,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殺害了“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張之洞急電挽救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而不得 。

主詞條:義和團運動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中國北方掀起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一開始,張之洞便主張堅決鎮壓。他先后鎮壓了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醫院的行動,還會同沿江各省奏請力剿“邪匪”,嚴禁暴軍,安慰使館,致電各國道歉。英帝國主義為了保全長江流域一帶的既得利益,便同張之洞、劉坤一等有實力的總督聯絡,簽定了《東南互保章程》。條款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憲允認切實保護” 。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山東巡撫袁世凱都表示贊同,加入了“東南互保”的行列。

7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并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余人。戊戌變法失敗后,唐才常等人聯絡會黨和清軍部分官兵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安徽、湖北、湖南幾省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請光緒帝復辟。他們還想通過日本勸說張之洞,擁戴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張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態。這時,英國也正在活動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等拉攏孫中山,準備在華南策動李鴻章“獨立”。李鴻章也在觀望。于是出現了這種錯綜復雜的政治局面。在自立軍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時,張之洞動手捕殺了唐才常等人。

張之洞剿滅了自立軍后,發現參加上海張園國會的有許多著名士紳、學者以及留學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文中列舉了自立軍是康黨的罪狀,勸戒國會中的士紳、學者以及留日學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留日學生看了大為氣憤,他們公推沈翔云寫了《復張之洞》一信進行批駁。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稱為康、梁邪說;揭露張之洞說:“公之定此獄也,一則曰領事恨之,再則曰教士恨之,三則曰洋官、西士無不恨之,公以為領事、教士、洋官、西士,其為中國乎?其為彼國乎?何大惑不解為是也。 ”據說張之洞看了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學生撰寫駁文,抵擋一陣才算了事 。

清廷眼看資產階級革命派勢力愈來愈大,為了維護其統治,拉攏資產階級,欺騙全國人民,便聲稱“預備立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編纂憲法大綱。對于“預備立憲”,一開始,張之洞聽到一些風聲,感到驚訝,等到五大臣回國到上海,征求他意見時,他回電說:“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命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末議。 ”態度曖昧。他對外官改制更持反對態度,認為“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大亂”,還說:“事關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豈可不詳慎參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爾定案耶? ”清廷通過官制改革,欲加強皇權,削弱地方官吏的權力,便把當時地方督撫中權力最大的袁世凱和張之洞調到北京。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0月,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死去,溥儀繼位,改年號宣統。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滿族親貴乘機集權,排斥漢官。袁世凱是當時權勢顯赫的漢族大官僚,加上戊戌變法時出賣光緒帝,為載灃等皇族親貴所忌恨。于是,載灃等密謀殺袁。對此,張之洞表示反對,認為“主少國疑,不可輕于誅戮大臣”。

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清廷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讓他回河南養疴。六月,張之洞病重。8月21日(七月初六日),奏請開去各項差額,攝政王載灃親臨探視。當臨終的時候,末帝溥儀的生父、時任攝政王的載灃雖然與之政見不合,但也是親臨床榻看望之。張之洞畢竟是四朝老臣,臨死之時還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撫民眾。攝政王載灃揚揚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張之洞從此再無一語有關國計民生的大計獻于攝政王大人之前。當天,張之洞在哀嘆“國運盡矣”聲中去世。清廷謚以“文襄”。

甲午戰爭后,張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認識到建立新學制的重要性。擔任湖廣總督之后,張之洞在湖北大規模興辦新式教育實業教育、師范教育和國民教育。這些新式教育活動使其教育強國的構想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張之洞為配合振興實業,在湖北發展實業教育。其中較有成效的是創辦了農務學堂和工藝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式農業和工業所需要的人才。在張之洞的經濟近代化構想中,農業占有重要地位。為改良湖北農業,張決定創辦農務學堂,培養農學方面的人才。農務學堂成為湖北實業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學堂,畢業后的學員也為湖北農業教育的推廣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二,興辦湖北工業。他認為,中國士人囿于傳統觀念不屑于學習“工藝”,而一般的工匠又沒有文化知識,缺乏具有理科理論知識的人才,因此對生產中出現的問題不能探尋其原因;對于引進的機器,不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改造,這是中國人才匱乏,工業落后的重要原因。所以,要發展新式教育就要有兩類人才工程師和技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將工藝學堂改辦于原江漢書院故址,打算辦成一所高等學堂。后因調職交于程頌辦,使工藝學堂教學取得一定成效,培養出的學生能夠制造各種實用的新式機器。

第三,張之洞重視基礎師范教育。他認識到發展教育在于普及國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礎又在于普及小學。普及小學則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員,這是發展小學的先決條件,查各國中小學教員都取材于師范學堂,故師范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系至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除選派兩院學生赴日本專學師范外,張之洞又在武昌創辦湖北師范學堂,專門培養中小學教師。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又奏請設立三江師范學堂,選派科舉出身的中學教習50人,講授修身、歷史、地理、文學、算學及體操各科。中日教習也相互學習,就可以解決學堂的師資問題。在張之洞的倡導下,湖北的師范教育行政體系取得較大的發展,為推動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時也為湖北的發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督辦鐵路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十分重視興建鐵路,他認為:“鐵路為自強第一要端,鐵路不成,他端更無論矣。 ”“西洋富強,尤根于此。 ”他所建議并監修的蘆漢鐵路,自光緒二十四年興建,到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為京漢鐵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6月,張之洞又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粵漢鐵路的筑路權早在1898年就被美國所控制。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美國合興公司同清廷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粵漢鐵路的筑路權。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又訂立續約,規定借款為4000萬美元,由合興公司在5年內筑成,不得轉讓他國。但3年過去,到光緒二十九年鐵路尚未動工。光緒三十年,合興公司又將股票的三分之二賣給比利時的萬國東方公司。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獲悉這個消息,非常憤怒,要求廢除原訂合同,收回路權自辦。此時,張之洞奉旨督辦粵漢鐵路,經過與美國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7月,他以675萬兩的高價贖回路權。隨后,張之洞以高股籌集不易為由,于宣統元年(1909年)4月與德、英、法三國簽訂《湖廣鐵路借款合同》,借款550萬英鎊籌建粵漢鐵路。這激起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

在督鄂17年間,張之洞力主廣開新學、改革軍政、振興實業,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財賦稱饒,成為當時中國后期洋務新政的中心地區。

張之洞作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主張學習西方法律,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他與劉坤一合上《采用西法十一條折》的具體措施。但是學習和采用西法要有前提,即“中學為體”,中法的根本原則不能動;“西學為用”,西法的基本原則不能學。早在清末修律正式開始之前,張之洞就主張“擇西學之可以補我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認為這樣做是“有其益而無其害”。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他與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名上了三道《江楚會奏變法折》,提出了“恤刑獄”、“結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議,并同袁世凱一起保舉沈家本、伍廷芳為修律大臣。

張之洞在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所奏的《整頓中法十二條折》中關于刑法改革的九條意見中,便參考了西法,提出了“重眾證”、“改罰鍰”、“教工藝”、改良監獄等具體改進方法。張之洞還十分重視西律中的“公法學”,這是在辦洋務過程中與西方各國打交道時經常遇到的課題。對此,他提出兩條建議:第一,參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為處理在華外國人案件的法律根據;第二,培養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適應這種需要。后來,張之洞還主張聘請各國律師,博采各國礦務律、鐵路律、商務律、刑律等,為中國編撰簡明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說制定此四律是“興利之先資”,“防害之要”。

張之洞興學育才思想及實踐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張之洞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強調以通讀史經為學習的主要內容。具體的舉措主要是改革傳統的教育機構,以湖北的經心書院和四川尊經書院為代表。清代的傳統教育機構主要是學寓與書院,乾嘉以后,由于經費不足,教官失職,不少地方學寓逐漸停廢,書院成為主要教育機構。但這些書院大多數只是考課,沒有講學色彩,與經世致用學問脫節。為此,張之洞開始重視引導書院講求實學,于1869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閣設立經心書院,拔其優秀者,讀書其中,所研習的多為經解、史論、詩賦、雜著等,標榜實學,注重經世致用。同治九年(1870年)學政任期已滿,在卸任回京之際,得湖北士人好評,張之洞感慨賦詩:“人言為官樂,哪知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發已可數。”同治十三年(1873年),張之洞又奉旨任四川鄉試副主考宮,9月任四川學政。入川后他發現四川的科場作弊、世風日下現象嚴重,便采取措施,清除科場積弊,整頓士林風氣。他認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

在繼續主張改革傳統教育的同時,張之洞開始認識到“西學”的重要性,并著手試辦以“西學”為主的新式學堂,書院改革以兩湖書院為代表,開辦的新式學堂以工藝學堂、自強學堂為代表。

光緒十六年(1890年),張之洞在都司湖經心書院舊址,創辦了兩湖書院。書院學生定額240人,湖南、湖北各100人,特定商籍40人,開設“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門”,宗旨是培養“出為名臣,處為名儒”之才。1896年,張改革兩湖書院,仿照西洋學院,每日上堂講課,教習按日檢查學生的學習情況,課程則改為經學、史學、輿地與時務四門,同時設立院長,負責講明經濟。張之洞也比較重視對學生學習的管理和思想之控制。1902年,兩湖書院改為兩湖高等學堂,分科為八門,成為一所包括文、理、法三科的綜合性高等學堂。學生則由原來的240名減至120名,初以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優秀生升人高堂學習,入校者必先補普通學科一年,習專門學科三年,然后出西洋留學一年,共五年畢業。兩湖書院從一個傳統的書院演變成一所新式學院,又隨著西學課程的增多而終成一新式學堂。張之洞在1898年將兩湖書院、經心書院改為學堂時雖提出“兩院分習之大旨,皆以中國(學)為體,西學為用,既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但學生真正感興趣的卻是“西學”課程,結果,一些學生卻最終“離經叛道”,從事革命活動。

張之洞精通儒學和經學,主張“通經致用”和“經世致用”。24歲那年,張之洞在一首敘輩詩中寫道:“仁厚守家法,忠良報國恩,通經為世用,明道守儒珍”。 這不僅表明了其“通經致用”思想的形成,也預報了他今后所要從事的事業。在出任封疆之前和之初,他振興儒學的活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廣設書院和義學,擴大儒學傳習范圍。任學官時,張之洞在湖北和四川分別設立了經心書院和尊經書院,從書院帶“經”的名稱上,其用心可見一斑。初任巡撫時,他更是大展宏圖,提倡“減社錢以廣義學”,“免差役以尊學校”,“清學田以復舊章”,“籌經費以修書院”等等 。

(二)編纂《軒語》和《書目答問》二書,論學教士,培養儒學學術種子。這兩本書均成于1875年,當時張之洞正在四川學政任內。在這兩本書中,他闡述了“通經致用”的學術思想,為青年學子指點學術門徑,充當“老師”,顯示出為一般封建官僚和腐儒學究所難以企及的學術視野,成為晚清振興和光大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學術的有力工具。

(三)提倡并帶頭印刻學術書籍,為士人研習儒學提供方便。在《書目答問》中,張之洞曾專列“勸刻書說”,認為“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

張之洞喜歡研經,據他晚年自稱:“生平于易、禮、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歸里,著經說數種,而事與愿違,頗以為憾。 ”他認為,致用之道,學有多途,但必須首先“通經”,因為為學要“有本”。這“本”,“學人因謂之根柢”。“茍有其本,以為一切學術,沛然誰能御之,要其終也,歸于有用。天下人材出于學,學不得不先求諸經……其勢然,其序然也。 ”

張之洞對中國文化建設事業也有特殊貢獻。任湖廣總督時,先創建兩湖書院,又在廣東創辦廣雅書局并設立藏書樓。籌資興建湖北省圖書館和湖南圖書館,并相繼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前后相繼開放。又與端方等人籌辦京師圖書館,他認為“圖書館為學術淵藪,京師尤系天下視聽,規模必求宏遠,搜羅必盡極詳,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親自選定館址,購江南著名藏書家歸安姚氏、南陵徐氏藏書,并翰林院舊藏合為京師圖書館。請派編修繆荃孫任京師圖書館監督。并代為制定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章程,為國家圖書館建設貢獻卓著。張之洞家藏古籍亦富,僅宋元之本有數十種,在京師時,每去琉璃廠,滿載而歸。藏書家傅增湘曾收藏有流散出來的舊藏。其書、文、函、牘、電稿等輯為《張文襄公全集》,共100余卷。

張之洞精通目錄學。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四川學政時,寫有《軒語》,專講治學方法、科學時文和有關程式。光緒二年(1876年)寫成《書目答問》,是一部列舉了2200種書籍、以指示治學門徑的書目。著重收錄清代特別是乾嘉以來的學術著作,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類,類例不拘守于《四庫總目》,闡述了讀書研究、版本研究和目錄學的關系,具有總結清代學術研究成績的價值,豐富了古典目錄學的內容。

張之洞工書,書法蘇軾,深負盛名。其也擅“米體”,筆力遒勁,俊邁豪放,跌宕有致。張之洞曾向張佩綸私授“書訣”,稱“即于兩字求之,結體求豐,用筆求潤”,自然豐潤,筆意開展,便是他書體常見風格。

清廷上諭:①公忠體國,廉政無私。②提倡新政,利國便民。

晚清維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香帥一人。 ”

宣統元年(1909年),漢冶萍公司的經理葉景葵評論道:“假使張之洞創辦之時,先遣人出洋詳細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較速,糜費可以較省。然當時風氣錮蔽,昏庸在朝,茍無張之洞鹵莽為之,恐冶鐵萍煤,至今尚蘊諸巖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難言也。”

《清史稿張之洞傳》:張之洞是個清官,且又“愛才好客”,做了數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畝。”

《大公報》:當張相國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批評他:張相國一毫無宗旨,毫無政見,隨波逐流,媚主以求榮之人也……相國之生平,恃以訓勉全國者,惟在“忠君”二字。

《申報》:固卓乎近數十年漢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緒朝三十四年有數之人物也。

《新聞報》:若與歷代賢臣相比,張之洞不愧為諍臣、能臣、良臣。

資產階級革命導師孫中山評論說: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美國著名學者威廉艾爾斯評價說:在張之洞的一生中,中國教育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此,他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評價說:提起中國民族工業,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張繼熙:公常謂中國不貧于財,而貧于人才,故以興學為求才治國之首務。

臺灣著名歷史學家、學者蘇云峰評價說: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張之洞的領導,而張之洞,對教育改革的貢獻,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國性意義。張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偉大的教育思想,為湖北培養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個知識和價值觀念不同于傳統文人的新型知識分子群而活躍于清末政治舞臺。

《讀宋史》、《九曲亭》、《西山》、《 登采石磯》 、《哀時》、《白日一首示樊山》 、《拜寶竹坡墓》、《采桑曲》、《人日游草堂寺》、《杜工部祠》、《五忠詠石阡知府嚴謹叔和》、《署貴西道巴圖魯于鍾岳伯英》、《思南府學訓導張鴻遠》、《冊亨州同云騎尉劉寶善》、《送莫子游趙州赴陳刺史之招》

張之洞的作息與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時睡覺,晚上十時起床辦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參劾張之洞辜恩負職,“興居不節,號令無時”。后來粵督李瀚章奏稱:“譽之則曰夙夜在公,勤勞罔懈。毀之者則曰興居不節,號令無時。既未誤事,此等小節無足深論”。張之萬在寫信給張之京時說:“香濤(張之洞)飲食起居,無往不謬。性又喜畜貓,臥室中常有數十頭,每親自飼之食。貓有時遺矢于書上,輒自取手帕拭凈,不以為穢。且向左右侍者說:‘貓本無知,不可責怪,若人如此,則不可恕。’”

清朝后期,梁啟超到廣州拜見兩廣總督張之洞。當時,張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梁啟超銳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頹勢,對張之洞寄予極大的希望。梁啟超到廣州后,張之洞差人將一上聯送于梁啟超。聯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無禮稱愚弟。”這上聯狂傲無禮,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啟超氣度不凡,坦然對了下聯,請來人回送給張之洞:“行千里路,讀萬卷書!俠士有志傲王侯。”對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文字高雅,氣勢懾人。張之洞一看,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后來,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名氣更大,傲氣也更盛。一次,梁啟超到江夏拜訪他,張之洞又出聯求對:“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上聯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濟四水),長江排首位,又總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著,提出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樣難以回答的問題。

才思敏捷的梁啟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聯:“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張之洞吟讀再三,不禁嘆息道:“此書生真乃天下奇才也!”梁啟超所對的下聯非比尋常。他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開,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儒為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則以人才居末位。梁啟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對“誰是第一,誰是第二?”其含意深遠,既挫了對方的傲氣,又不失賓主之禮,難怪張之洞為之嘆服不已。

清廷在經過了八國聯軍侵略北京的戰爭以后,不得不“變通政治”,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3月,成立督辦政務處,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遙為參預”。五月、六月,張之洞會同劉坤一連續上了三道奏折:《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采用西法十一條折》。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關于辦學堂、廢科舉事,提出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游學等建議。第二折,言整頓中法,提出了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去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等八旗生計、封勇、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等建議。在這個奏折中說:“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羨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難,夸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于是民從洋教,高掛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寢成渙散,亂民漸起,邪說乘之,邦基所關,不勝憂懼。 ”這里反映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敗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廣派游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多譯東西各國書等建議。在這個奏折里,他說:“施之實政則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為之邪說謬論,但以傳康教為宗旨,亂紀綱為詭謀,其實與西政、西學之精要,全未通曉,茲所擬各條皆與之判然不同。 ”他還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內容和實質同康有為維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具體化,在不變更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方法。雖則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項目,如廢科舉、興學堂、獎勵留學、設商部、學部、興辦實業等是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和新文化傳播的。

張厚粲,1927年4月生,國務院參事、中國心理學會常務理事。張仁蠡次女。

張厚茜,定居美國,張仁蠡大女兒。

張之洞舊宅位于北京西城區白米斜街路北 。大門在白米斜街,門外有照壁、上馬石、八字門墻。后臨什剎海前海。臨海平列3幢小樓,中樓前花廳2間,四面帶廊,中樓7間,是一座高臺建筑,臺為城磚所砌。東樓面闊5間,2層。西樓面闊6間,2層。就在這座氣勢威武的宅院里,張之洞度過了他人生中的最后兩年。

在蛇山南腰,武昌蛇山首義公園內。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調任軍機大臣離鄂,其在鄂門生、僚屬建此堂以存紀念。因張之洞晚號抱冰,取《吳越春秋》“冬常抱冰,夏還握火”語意以自勵,故取是名。1953年曾進行修葺。磚木結構,臺基石砌,面寬5間,進深3間,九脊四坡頂,檐下環以外廊,造型優美,結構精巧。梁檁門窗,雕以各種禽獸花卉圖案,浮雕、透雕,互為映襯,疏密相間;藝術手法,奔放生動而又工整逼真,別具風格。堂內陳列光緒年間(1875~1908)制作的黃鶴樓模型。四周花木扶疏,綴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1985年進行整修,先設來社,后擴為“東方畫廊”,不定期舉辦書法、繪畫、攝影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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